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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时代》与《生死恨》

——两位大师的艺术追求和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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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第115期《良友》画报刊登喜剧大师卓别林在上海和梅兰芳相见的照片

1936年3月9日,卓别林和梅兰芳老友重逢,卓别林握住梅兰芳的手,说:"我的头发都白了,而你的还是全黑的。"

此时的卓别林,刚拍摄完自导自演的《摩登时代》,1927年,第一部有声电影已经诞生,而卓别林却始终深信动作表情优于有声对白,所以制作了他的最后一部无声电影。卓别林相信自己的艺术的伟大,可是却不确信其他人也会这么想。在《摩登时代》公映之际,他带着《摩登时代》的女主演、同时也是他未婚妻的宝莲高黛开始了环球旅行。

此时的梅兰芳,正在排演《生死恨》,,该剧通过韩玉娘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异邦入侵给无辜人民带来了痛苦和不幸。和《抗金兵》一样,意在焕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梅兰芳已经开始闭门谢客,全心排练。然而,卓别林的到来,梅兰芳则是隆重接待,全天陪同。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异化,梅兰芳的《生死恨》控诉了异族入侵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这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美国和暴日横行下的中国都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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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在看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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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卓别林上海相会之前尘

1930年,梅兰芳携剧团访美演出,这是第一次把中国戏剧推向世界舞台。美国方面成立了以洛杉矶为中心的赞助委员会,其中有市长、大企业家,也有卓别林。头一次招待会,参加人士皆着正统礼服寒喧入座,突然,有一个没系领带,穿着破旧工作服的人匆匆赶来,大家窃窃私语“卓别林来了”。卓别林也没跟在座政要和大企业家打招呼,特地过来跟梅兰芳说:“真抱歉,我的电影《城市之光》刚刚摄影棚收工,来不及换衣服了。”卓别林盛赞中国古典戏剧不仅给美国人带去极大艺术享受,也是美国电影界“宝贵的参考品”。
这次欢迎会后,梅兰芳还特意到卓别林和范朋克等合办的联艺公司拍摄现场参观,再次和卓别林探讨表演舞台艺术和电影的关系,实地参观拍摄过 程。




“我再来的时候,要交结许多中国朋友。”卓氏的临别赠言
梅兰芳与卓别林上海相会之后事
卓别林与5月12日重返上海。可惜由于旅途劳累,他没能实现“在上海多住几天”的承诺,翌晨就踏上了回美之旅。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了暂居此地的卓别林,这位艺术家充满感情地说:“1936年,我去过上海”。
他与梅兰芳的情谊也不止于1936。
1941年春,卓别林创作的电影《大独裁者》拷贝运往上海,租界当局怕激怒德国法西斯,对于上映颇感为难,之后,此事又被汪伪政权得知,立即发出严厉警告,扬言如果上海有一家影院胆敢公映《大独裁者》,将受到毁灭性惩罚。此事被身在香港的梅兰芳知道后,他受香港的利舞台之托,给卓别林写了一封信,他希望卓别林的《大独裁者》能在利舞台首映,他也特别想看到卓别林的这部创新之作。卓别林复信说:收到您的信,知道这个剧场是您演戏的剧场,您能在利舞台演剧,我的电影也可以在利舞台首映。这年3月,《大独裁者》在利舞台首映,观众趋之若鹜,梅兰芳更是连看此片8遍。利舞台的经理将卓别林设计的火柴盒送给梅兰芳,梅兰芳收到这个独具创意的火柴盒,非常高兴,一直珍藏在身边。
一九五四年,梅兰芳听说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曾宴请卓别林,并邀请他观看了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感到非常高兴,认为卓别林可能会重访中国了,但最终还是未如愿。梅兰芳对此一直思念 不已。




百乐门舞会中的卓别林与葛达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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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在上海行程:



1936年3月9日下午,卓别林乘“柯立芝总统号”海轮抵达上海,下榻和平饭店。

在老介福买下了60打真丝衬衫。

驱车往市区观赏市容,参观邑庙名胜,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1·28”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6时半,记者招待会,大约有60名记者向他纷纷发问,他毫无一点大明星的骄矜架子,有问必答,态度非常诚恳。他幽默地对记者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之以使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止。”卓别林的回答博得了记者们的满堂喝彩。

会后,卓别林参加由万国艺术剧社举行的晚宴。晚宴由当时中国著名女影星胡蝶主持。席间,他向胡蝶谈了自己的从影经过和拍片心得。他所阐述的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给胡蝶留下了深刻印象。

晚上,卓别林由梅兰芳陪同前往共舞台,去看当时流行的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他们进场时,舞台上正演出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卓别林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热闹的武戏开打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在剧场休息室,他会见了电影导演史东山和喜剧演员韩兰根、刘继群。当他听说韩、刘有东方劳莱、哈代之称时,便热情地拉住两人的手说:“我们是亲密的同行呀!”话音刚落,三位笑星几乎同时做了一个怪脸,这不约而同的和谐配合,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由于后面还有安排,他们没等到散场。

11时,在梅兰芳安排下,卓别林去新光大戏院(今新光电影院)看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他们进场时,又碰巧演到剧中最精彩的“行路”一场。台下寂静无声,观众都聚精会神地静听马连良的大段西皮唱腔,没有注意到有人进场。卓别林悄悄坐下,细细品味马连良的演唱,还用右手在膝上轻轻击着节拍,听得非常出神。散戏后,卓别林上台祝贺马连良演出成功,马连良来不及卸装,就在台上和卓别林紧紧握手表示欢迎。

至百乐门参加通宵舞会

半夜3点,回住所休息。

3月10日上午8点,卓别林乘原轮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行程参考《永远的卓别林》《文汇报》




【附 录】





1936年3月9日,卓别林访问上海,与梅兰芳老友重逢,卓别林说:“我的头发都白了,而你的还是全黑的”。梅兰芳陪卓别林看京剧《法门寺》。卓别林原本只计划看15分钟,马连良的精彩演出让他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还意犹未尽。

随后便告诉他当天晚上新光戏也有很好的戏是名角马连良等做的,问他能不能去。他很高兴第答应了。

因为六时三十分他还得回华懋接见记者,“我回来的时候要在这里多住几个星期,我要交结许多的中国朋友。”最后,他约我十一时在新光剧院门口会他。

我先到戏院定了座位,便回家吃过晚饭,十一时前便再到新光去。梅氏因为临时有事没去,所以结果去招待他们的只有我一个人。

卓氏们一行五个(仍是我在国艺社的五个)来了。他们穿过了许多观众的注视,一直走到我们预定的座位。

十分钟之后,马连良便在“双娇奇缘”中出现。我坐在他旁边,随时把剧情和唱词给他解释。他对于平剧的欣赏并不像一个门外汉,非常自然第,好像坐下来不久就变成了一个内行的客人似的,这种情形在我还是初见。我在北平的时候,给我带往剧院看戏的外国朋友不下百数十人,但他们对于台上的表演都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似乎和他们很隔膜。卓氏当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到的,这样兴味第欣赏中国戏剧,像欣赏他自己的本国戏剧一样。

我又告诉他,中国的观众对于台上的赞美很少用鼓掌的方式,他们常惯用“好”字喝彩,表示他们的赞美。

这个方法卓氏立刻便学到,当他精心地领略着马连良的唱功时,时时忍不住和观众们一起叫“好”、平剧的去掉对于他并不陌生,也许因为有国界的知音者在场吧,马连良的唱功特别卖力。卓氏便完全沉醉在那高低抑扬的,连绵不断的音韵里面。他赞美平剧中的表情的艺术,他觉得仅仅用一耸肩,一顿足,或者一睁眼,便能够把意境表现出来,这些单纯而又完满的方法,是中国戏剧的独到之处。他看见跨步和扬鞭,便会立刻对我说“真是骑马,这是跨门槛。”

关于舞台的背景他觉得这和他们英国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配景差不多,而对于演员的化装和服饰却觉得很可取,尤其是刘连荣的大花脸的化装他异常赞美。

总之,中国的戏剧,连了戏院中的一切,都好像是他的熟悉的老朋友MissPauletteGoddard,即“摩登时代”之女主角,据传已与卓氏同居一样。口渴了,他拿起面前的茶,那些中国剧院所特有的设备的茶盅,慢慢第喝着,态度是这样的随便,自然。好像他已经在这些环境中生活了许久。

初到戏院的时候他本意只预备看十五分钟,因为他在上海的时间太匆忙,还得到许多地方去。可是十五分钟过了,二十分钟过了,三十,四十分钟都过了,他仍旧不肯定。同他一道来的,米高梅驻沪代表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他只是耸耸肩头,唯一的答案只是“NO”,(不,)这一个字。他说要看完了这场戏,还要到后台和那些演员们谈谈。

十五分钟结果延长到一小时多。一直等到散场,他才离开他的座位。立刻要我带他们到后台去。他热烈的在马连良,刘连荣,及其他的演员们面前,赞美他们的艺术。马连良同时也对他表示后台设备简陋的歉意。其实在我个人开来,新光的后台已经是比较的好了。

随后他便和马氏及院中的经理同拍了几张照片。当马氏等把脸上的化装洗净了,换上了常服之后,他忍不住叫了出来,“我差不多认不出你了,你竟还是这样的年青,并且你也没有像刚才在台上所见你时这样的高大!”

同时,葛达女士却在另一旁细看看演员们穿的戏服,对于化装用的长髯等她也感到很大的兴味。

大概在后台驻了半小时之后,他们便准备走了。我就问他们,“你们还要到什么地方去呢?”葛达女士便答我,“我不知道,我们像来考察一样,随便什么东西都想看看。”她又告诉我,她在离开美国之前,准备来东方的时候,她问范朋克上海有什么地方好看的,他却顾左右而言他地只和我谈上海的天气。最后他只告诉我上海有间跳舞场叫百罗门,又有意见叫小总会。可是我现在来到了,我觉得上海很多使我兴奋的东西。“

我和他们走出戏院分别的时候,卓氏对我表示无限的谢意,和叫我提他谢谢梅氏。我问题他还会不会再来。他说现在准备去”百丽“BALI,归途如果不去英国,直回美国的时候一定再来,并且他还希望能够到北平去看看。

卓氏这一地的观剧,我想他一定很觉得舒服而满意的,因为没有人包围他,没有人要他签字等种种在别国所遇到的缠不清的烦恼。因为中国的民众是不大有这种习惯的。

第二天上午八时他便乘原船直驶香港了。应为太早,我没去送船。我只知道,梅氏送了一个大花篮给他送别。
这个,有点儿意思。。
卓别林  梅兰芳